泪水与恐惧交织的抗疫前线,他为病人和队友带去“心药”

原标题:泪水与恐惧交织的抗疫前线,他为病人和队友带去“心药”

编者按

2020年,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大江南北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上海人民坚定信心、同舟共济、众志成城, 共同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。这其中,就有许多上海青年奋斗的身影!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,接受表彰。青年报·青春上海聚焦这些青年典型,推出系列报道,让我们一起致敬英雄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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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青年报·青春上海记者 范彦萍

离开上海援鄂的40多天里,岳母背着他悄悄哭红了眼,妻子消瘦了一圈。面对远在老家的父母关切的问询,他佯装仍在上海,生怕老爷子无意中问起天气情况会穿帮,打电话前他甚至要先查一查上海的天气预报。

他,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。

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,王振临危受命,担任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队长,率领50名队员于2月21日抵达武汉,给病人及援鄂医护人员带去“心药”。

此次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,王振觉得,“这次的奖励不仅仅是一个荣誉,更是对我们职业的肯定和期许。表彰大会上总书记的讲话给予全体医务人员极大的褒奖,同时也让我更加感受到医生这一职业的责任之重大,也更加激励我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奋斗,为保障人民的心理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
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自己

对于这次援鄂,他早就做好了双重准备。其实在接到通知前夕,王振就和工作人员捣鼓起了一个心理援助小程序,为援鄂做好预案。“2007年,我曾去美国进修过危机干预课程。当重大危机事件发生时,我有专业上的优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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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接到通知到在机场集合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时间,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的50名队员分别来自18家单位,为了快速组建团队,就在飞赴武汉的途中,35名党员火速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。王振将队员们分为10个组,后来10个小组分别去了当地6家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和4家方舱医院展开工作。

到武汉的前几天,队员们入住的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旅馆。王振把最差的房间留给了自己和联络员,并制订了严格的防护措施。考虑到队员们的防护安全,他接连好几天都在四处联系新的住所,经常忙到深夜1点多。

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普通人听到“金银潭”这三个字都会感到害怕。因为怕远在山东老家的父母担心,王振选择了“善意的谎言”。援鄂40多天,王振只有唯一的一天在酒店休息,顺便写报告。那天,老爸紧张地打来电话,“你在哪呢?怎么今天的微信运动步数是个位数?”王振赶紧找了一个借口。平时电话时,有时候老人还会冷不丁问一句,“上海现在冷不冷啊?”为此,王振每次打电话前先要查下天气预报。

为病患和同行带去“心药”

到医院后,王振和组员们首要做的就是查房,如果遇到需要心理干预的病患,再进行会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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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查房他遇到一名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,形容憔悴,虽然戴着口罩,仍能看到凹陷的脸颊。“你还好吗?”面对王振的关心,对方沉默良久才吐露了自己的遭遇: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,母亲和孩子也相继被感染了,只有妻子幸免于难。

“我们聊聊。”王振拍了拍他。对方的眼泪“哗”地留下来,言谈中表示十分自责,“是不是我的问题?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出事了!”

提到父亲时,这名男子泣不成声,痛诉自己没有尽孝,父亲对他的要求他也都没有实现。连和父亲见最后一面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言谈中还吐露说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

王振的眼眶湿润了。眼前的这名男子年龄与自己相仿,也是上有老下有小,他完全能感受对方的处境。“千万不要觉得是你的错,你父亲在天有灵的话会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在痛哭流涕十几分钟后,这名男子慢慢平静下来,将王振一直送到病房门口。“谢谢你,医生,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。但我感觉好多了。”

起初,队员们觉得病患是心理干预的重点,随着工作的深入,大家发现援鄂队员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。但通常情况下,即便陷入抑郁情绪,队员们也不会主动来寻求同行的心理援助。

为了破冰,王振和组员们每天中午都会定时出来散步,每次遇到其他援鄂队员时就会主动和他们打招呼、加微信、邀请他们聊聊心事。有时候一名队员来了,会陆续带好几个同事过来。

为了给同行们进行心理减压,王振和组员们在院子里举行了一场团体心理干预活动。十七八个凳子挨个排开,陆续有人前来。有位自称来“凑个数”的队员看似云淡风轻,聊着聊着哭得稀里哗啦。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宣泄出来。对家人的内疚、对孩子的不舍、对病人去世的无助……这样的情绪还交织着恐惧和害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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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名高年资的护士分享说,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回去,出发前提前写了遗书,临走前把银行卡拿出来,把密码告诉女儿,女儿“哇”地哭了。

通过小程序、可穿戴式设备筛选高危人群

从一开始的鲜有人问津,到后来慕名而来者多了起来。王振和组员们在金银潭医院的心理接待室成了院内的“解忧杂货铺”。随着出院的人越来越多,咨询的人反而逐渐增长。

对未来的焦虑,生恐回到社区后不被接纳。对亲人去世后的内疚感,逐渐转变成愤怒。病人间很少交流。医护人员回到房间,又报喜不报忧。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“心病”。

王振的心理自测量表小程序此时此刻派上了用场。病患和医护人员只要用手机扫一扫,就可以自助做题,自动评分。然后获得心理减压小贴士。如果觉得心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,可以填写自己的手机和方便接听电话的时间,小程序有一个自动接单系统。

考虑到有的援鄂队员因为压力太大晚上睡不着觉,白天昏昏沉沉。王振和组员们又给队员们佩戴了可穿戴设备指环,进行睡眠监测。没想到竟监测出好几个高危个案。甚至还有人睡眠时发生呼吸暂停的案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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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,有一名队员通过朋友拨通了王振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她对自己十分自责。觉得既照顾不到自己家人,又在听到当地同行被感染后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恐惧。这段时间她情绪低落,精疲力竭,一度很绝望。王振听毕便陪着她聊天,听她诉苦。

后来,对方又打过一次电话给王振。这次电话那头的她一声不吭。王振感到她在抽泣。整个状态持续了20多分钟。王振没有打破这份沉默,只是每隔几分钟,轻轻地告诉对方“我在听”。“王医生,我现在好多了,谢谢你陪着我。你在那边,我安心多了。”这场无声的咨询起到了意外的效果。

== 对话 ==

让每个被援助者都重新燃起希望

记者:医护人员的心理也会“感冒”?

王振:医护人员会遇到各种心理打击,比如遇到救不活病人的情况时,有人对自己的职业价值开始产生怀疑。有的和患者有说有笑,但第二天对方就过世了。有的医护人员很要强,会因此发生强烈的自责。还有的因为同行感染离世对他们的冲击也很大。这时,我们就要对他们开展情绪疏泄,陪伴他们,无限包容他们复杂的情绪。

记者: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只有50名队员,要服务的却是成百上千的援鄂队员和病患。你们是如何做到精准援助的?

王振:这多亏了心理自测小程序,可以帮助我们筛查高危人群。我们接单的顺序也是分值高的先接,有自杀倾向的先接。当对方留下联系方式和方便电话的时间后,我们就可以利用碎片时间,打破心理疏导的空间和时间限制。

记者:此次获得“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,有什么想说的?

王振: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,更属于我们全体医疗队,属于每一个为抗击新冠疫情而战斗的心理卫生工作者。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,参与抗疫是我的职责所在,是医者的职业担当;作为一名党员,能够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让我感到无上光荣。疫情爆发后,我们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,无论在重症病房还是在医护的休息室,我们克服自身恐惧,始终坚持“以心救心”,抚平了无数心灵的创伤,让每个被援助者都重新燃起希望,让人们认识到心理救援的价值,让我们心理医疗队成为真正的“心灵守护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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